来源:姚凌宇
即便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架设得和国外一样,我们的文化也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不会有国外那样的超前消费水平。
从一开始,就从底层逻辑上注定了我们的信用体系是不可能抄到国外那套就能用。
(资料图片)
你想想,承载多数就业是利润不高的中小企业,多数人都找不到一份长久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国外那种高福利保底。
回到失信执行这个问题上。前面已经说过了,由于我们国家的信用体系的底层逻辑就和国外的不同,所以没必要去拿国外的那套逻辑去对付国内。
而分析一个问题最关键的在于利害关系,而且是当下的利害关系。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楼市。
楼市的火热提高了居民的杠杆率,而叠加了三年疫情加上楼市不再上涨,人口下降已经板上钉钉,击鼓传花的游戏难以再玩下去,失信开始成为一些人选择中的一个。坏就坏在所有人都绑在了现代金融这个系统上。
比如烂尾楼,施工单位要不到钱,就又影响了一批人。但国家是不可能坐看着这群背负房贷的人群越来越多的跑路。他们的负债是银行的资产。
而银行是国家的。所以一旦现实剧烈恶化,信用体系和失信制度就要被动刀子。要让他们看到上岸的希望,乖乖的把钱还了。让社会的链条得以继续运转,而不是扩大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至少我是想是这么想的。但是这里面还有无数个问题。其中包含,未来的经济形势,楼市这一轮究竟如何才能收尾,人民对杠杆和失信的容忍度……
以及假如真的发生了,制度的改变又牵扯利益,zf真的有推动力做得到么?
我向来不对这种事情持有什么乐观的看法。于是我得出的结论,失信人群还会继续扩大。